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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考 No.414
No.414

《玛格丽特的春天》赵文琪遇旧爱 雨中上演湿身诱惑

作者:倪峰 时间:2018-10-24
“两
个变量,同时也是两股力量,在2017年底向着一个方向汇合。这个方向,就是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战略界甚至得出结论:尼克松以来,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总体是失败的。”
2014年信息部共编发专供中央分析报告300期,获得中央领导批示178篇次,批示率达%;其中专送件221期,批示率达到70%。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倪峰,在新一届太平洋证券“一带一路”内部论坛上,对中美关系何以进入“新时代”,从学术上给出全新的分析与判断。

在特朗普政府连出三份对华不利报告的背景下,北京战略界经过一个月的消化沉淀,对竞争对手条件下的中美格局,得出诸多精辟论断。凤凰网大参考独家报道论坛内容。本文为第一章。

“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新在何处

倪峰(左)与朱成虎。?

2017年年底,中美关系似乎又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10月,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在12月,特朗普在推出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演讲中也宣称,“美国已经进入竞争的新时代”。中美这两个对世界有着重大影响的国家,几乎同时宣布进入了“新时代”。

这两个宣布看似偶然,其意涵也完全不同,但对中美关系而言,可能有着重要的隐喻:既然中美两国都走入了“新时代”,那么中美关系的演进是否可以在前面加一个限定词,称之为“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最近,笔者一直在思考,“新时代的中美关系”,“新”在什么地方?目前来看,有两变量非常重要,一个暂且将其称为“非常规变量”,另一个是“常规变量”。

一,特朗普是当前中美关系最大“非常规变量”

当下中美关系最大的“非常规变量”,当属特朗普本人。这是一位相当特殊的人物,是“反建制”的总统,同过去选出来的历届建制派总统相比,必然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以及中美关系产生很不一样的影响。

过去,我们观察美国总统的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思维,基本从四个维度看。第一个维度是地缘战略,第二是意识形态,第三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第四则是国际秩序方面。这些维度上的思考和判断相迭加,就大体构成美国传统的对华战略。自老布什以来的美国历届总统,对这四方面的考虑大体均衡,所以一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相对比较稳定,并具有一定延续性。

然而,特朗普之“新”、之“特”,就在于他把这四个维度上的考虑,排列得非常不成比例。

首先,意识形态方面,几乎已经甚少强调,无论在特朗普的涉华文件、报告还是演讲,以及访问中国的议程中,相比过去都大为减少。其次,国际秩序方面,全世界都已看得很清楚:美国不想再费时费力做现行秩序的维护者,对一些理想主义的多边安排,持非常负面的态度,甚至在气候变化、多边贸易等领域,采取斩钉截铁的单边退出措施。

特朗普的逻辑是,长期以来美国在建制派和资本精英的鼓吹下,把大量国家资源耗费在全球事务上,包括在海外打无意义的战争,而不是用于发展自己、改善百姓生活,所以他的政府必须反其道而行之,集中精力先把美国自己的事情搞好,这才是维护美国竞争力的根本。

第三,地缘战略方面,作为商人出身,特朗普并没有在体制内的工作经验,上台前也几乎没有接触过相关概念。特朗普绝非一名地缘政治玩家。上台以后,他放手让军队、外交官们去处理,自己并没有对美国传统上参与极多的地缘战略操盘和竞争显示出热心。

于是我们看到,经济利益在特朗普对外、对华政策中,所占的比例异常地高,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也是特朗普的“中国观”的主干结构。

特朗普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与中国打交道,实质性减少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然后把截流的美元用在美国国内,或是减少财政赤字,或是增加军费,亦或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之,让选民看到即可。

到底什么能吸引特朗普

这样一个“反传统”的对华政策结构,对中方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过去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一些敏感问题,如人权、劳工权益等,不再那么敏感,所谓“地缘战略竞争”所引起的猜忌和喧嚣也小了不少。中方在这些方面的精力投入也会相应减少。

另一方面,经贸合作的中美关系“压舱石”作用明显弱化,中方再如何强调通过互利共赢来稳定两国关系,也很难改变特朗普认为美国在对华交往中“吃了大亏”的心思。毕竟,他和持“另类右翼”思维的美国人,在内心深处都是以“零和”方式看经济问题,始终认为导致美国本土经济困难的最主要外因,就是竞争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所以,从根本上讲,特朗普是从经济为出发点来审视中国。

但另一方面,无论特朗普如何在主观上看待经济问题,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问题主要出在谁的获益大一些,谁的小一些,这是可以通过协调的办法来处理的分歧。从此意义上讲,中美经济关系在特朗普任内再如何紧张,对方有多少不满情绪,处理问题的空间也还是很大,用做大增量的办法,去缓解两国贸易不平衡状态,对特朗普是有吸引力的。

避免高开之后低走 应对常规变量之“新”

在中美关系进入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我们牢牢把握了以上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态势,充分发挥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人文外交等的积极作用,妥善处理了台湾、南海、经贸、朝核等敏感问题形成的障碍,成功地推动两国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良好开局,甚至在下半年达到了“高开”的状态,成绩之好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料。当然,特朗普政府也有推动两国关系稳健开局的需求,客观上呼应了我们的努力。

接下来的时间里,双方都应当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局面,避免两国关系在“高开”之后形成“低走”。这就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应对好中美关系的常规变量之“新”。

二,中美力量对比变化趋势是两国关系最大“常规变量”

当美国跨界共识形成,以中国为对手展开竞争之际,中国战略界难得一见的奢华阵容,齐聚北京。

自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启动以来,中美关系最基本的常规变量,即是两国力量对比的美强中弱,外界对此习以为常。然而,这一态势近年加速酝酿根本性转折。随着两国力量对比的日益接近,中国在对美交往中,变得越来越自信,美国则越来越焦虑。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焦虑感在美国国内正成为共同的情绪,竞争因素的增加,在中美关系恐怕是个恒定趋势。记得2012年前后,美国战略学界曾经展开过一次对华政策大讨论,前美国驻印度大使、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布莱克威尔,与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合写的一份报告认为,过去数十年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即将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整合并融入“自由国际秩序”以改造中国的政策,是以损害美国在全球的优势地位与长远的战略利益为代价的,未来数十年中国是美国“最值得警惕的竞争者”,因而主张美国应该实质性地修改现行的对华大战略。

当时这份报告受到了美国战略学界不少人的批评。时隔五年,华盛顿似乎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变得不再有那么多派系,认为中美关系竞争性将上升的人占据了主流,质疑的声音几乎没有。

到了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台,那33处点到中国的表述,“顺理成章”地汇集了一段时间来美国战略学界对中国的种种判断,标志着美国建制派和“另类右翼”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解读在相互靠拢,彼此共识在增加。

两股力量汇聚 美国对华疑虑总体上升

我们知道特朗普在意的东西是经济利益,虽然中美已经签了2500亿合同订单,但他仍不满意,提出要中国每年减少1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直接定指标,这种方式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就是经贸关系。

以前有句话讲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原因就在于,中美经贸关系一直是压舱石。但现在,特朗普正冲着这个压舱石而来,动摇中美关系的基础,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会是一个特别大的影响。

目前,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正与特朗普对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的不满向同一个方向汇聚,导致美国总体对中国的疑虑进一步上升。

两个变量,同时也是两股力量。在2017年底,它们向着一个方向汇合,而这个方向就是中国被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美国战略界甚至得出结论,尼克松以来,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总体是失败的。

所以,何为中美关系进入了新时代?从学术上,就是常规变量和非常规变量的一种融合。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对华交往范式将发生根本性的转折,中美关系就迎来了向下的拐点,今后将“各走各的阳关道”了呢?我想未必这么看。

编者注:

特朗普2018-10-24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俄“修正主义大国”是美国战略竞争对手。为配合该报告,2018-10-24美国国防部发布《国防新战略》,不仅提倡全方位国家战略竞争,而且第一次把中、俄、伊朗、朝鲜和恐怖主义列为对美国同等重要威胁。

1月30日,特朗普在2018年度国会国情咨文中延续了上述两个报告思路,即把中俄继续定义为竞争对手关系,第一次使用“rivals”(对手)形容中俄,比过去“competitiors”(竞争者)更进一步,而且强调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包括美国的利益、经济和价值观。

这种形势对中、美、俄、欧多边关系乃至世界格局、“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金融企业对美中长期业务,都形成巨大挑战。因此,中方需要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和慎重评估,为下一阶段企业对外业务提供良好的战略分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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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峰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著名中美关系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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